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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民增收途径辨析-【新闻】蔓胡颓子

发布时间:2021-04-20 13:15:31 阅读: 来源:热量计厂家

农民增收途径辨析

近年来,我国政府忠实地覆行职责,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,使我国经济快速发展。但是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巨大,已经引起国家与许多经济学家的关注,近期为农民增收的理论研究非常活跃,本文亦旨在为农民增收出谋献策。 改革开放以来,特别是近几年以来,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注目的成就,高速有序的可持续发展,使我国经济良性循环,人民得到实惠。但是,农民收入增长的幅度一直大大地落后于城市居民,使本来就存在的城乡差距加大,“三农”问题远没有得到彻底地解决,成为摆在新的一届政府面前的一个主要问题。 农民收入之低,是“三农”问题中的核心。温家宝在十届人大会议上对此发表了自己的观点,更使农民收入问题引人注目。要全面建设小康,不解决农民增收问题是不行的。许多经济学家为此提出了许多增收途径:例如调整农业结构;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;增加对农投资;大力发展“劳务经济”;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,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;建立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,促进非农化;大力发展乡镇企业;发展特色农业;大力发展第三产业……等等。但是,10多年过去了,国家也采取了不少措施,现实是城乡收入差距更加扩大了,即使在2002年全国农民增收幅度为4.8%,也大大地低于城市居民收入的增幅。显然,应该从更深层次来探讨农民增收的途径。 一、精简乡级机构 温家宝在人大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:“乡级财政困难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乡级财政供养的人太多,‘食之者众,生之者寡。’人总是要吃饭的,不把乡级财政供养的人数减下来,一时降下来的农民负担迟早会反弹上去。”乡级政府机构庞大,人员众多。据有关资料表明:“1990年湖北棋盘乡吃税费的干部不过120人,2000年超过340人,并且这种增长的势头无法得到控制。新上任的领导无法顶住内外压力,不得不滥用权力安排一帮子人吃“皇款”,年年有新官,干部增长何时休?官取于民、民取于土,农民怎么受得了?”(李昌平)按照一般人头年总费用来算,这样一个能基本运行的乡级财政肯定要有700万元的预算才可行。安排到农民头上人均约为500元,一个家庭约为2000元,农民负担在24%以上,这是我国各阶层中负担最重的。这还不算工农业产品价格“剪刀差”的作用。中央虽然有农民负担不超过6%的规定,但是为了维护乡政府的运转,负债累累的乡政府会不惜手段,乱开口子,乱罚款。农民收入本身就低,只有城市职工平均工资的30.4%。农民收入之低与农民负担之高,是明摆着的极端尖锐的矛盾。 江泽民指出:“减轻还是加重农民负担,绝不是少拿和多拿几个钱的问题,而是保护还是挫伤农民积极性的问题,是促进还是阻碍农村生产力的问题,是增强还是丧失群众信任和拥护的问题。”能否与农民公平交易,关系到农村经济的长远发展。当务之急是建立与农民公平交易的条件。要通过乡村民主选举制度形成农民对乡村干部的约束机制,使乡村公共机构变小,“吃皇粮”的人减少,公共行政效率提高,使农民对乡级政府的公共行为能有一个稳定的预期。 我国正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,机构庞大,人数众多的乡级政府是有较大阻碍作用的,这种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制约作用是极为强烈的。在50年代,一个乡级政府只有不到20个工作人员。现在却有300余人吃“皇粮”,不但是加重了农民的负担,而且必然是要把许多市场可以调节的事情由乡级政府强行包揽下来。不熟悉市场经济,但熟练低水平行政管理,而且债务沉重的乡级政府必然是会对农民加绑的。制度性约束仍然存在,这对于农村市场经济的完善是十分不利的。因此,当务之急是必须消除制度性约束,进行体制创新,从精简乡级机构入手,裁减冗员,给农民松绑:取消农民离开农村和进入城市的一切收费;取消对农民休耕的限制政策;开通城乡产权交换的渠道;农民的事,让自己作主。这就是让农民逐步享有同等的国民待遇,以求解放******的生产力。与此同时坚决撤消乡级财政,改由县级财政统筹,从源头上把住减轻农民负担的口子。 精简乡级机构虽然不能直接增加农民的收入,但是轻税薄赋,可以休养生息,增加农民手中的经济力量,形成原始资本的较快积累,使农民除了人力资本外,也具有其他资本,从而鼓舞农民的生产热情,促进农村生产力的提高。调整农村的税费体制开了一个好头,我们应该走出“黄宗羲定律”,达到逐步彻底取消农民负担的目的。 二、对农业实行保护和补贴 我国的工农业商品“剪刀差”在扩大。有专家估计:由于价格“剪刀差”和通货紧缩等因素的多重影响,近六年中,全国农民减收了24.000亿元以上。当然,价格体系可以通过市场取向进行调整。但是,我国市场经济的不完全成熟性等宏观及微观因素,在调整时肯定会起阻碍作用,加上调整过程的渐进性和长期性,要想市场价格调整立即见效是难以想象的。因此,有必要采取诸如调整分配体系等更直接的办法,进行补偿,来减缓“剪刀差”带来的对农民的伤害,把由于“剪刀差”导致的农民收入减少,通过国家宏观分配返还给农民。 发达国家经验表明,一个国家工农关系演变一般分为三个阶段:第一阶段是农业支持工业发展,以农业剩余推进工业化,政策导向是向“农业挤压”;第二阶段是农业剩余用于自身发展,工业与农业相互促进;第三阶段是工业反哺农业,工业剩余反过来流向农业,政策导向是“农业保护”。从我国经济发展状况来看,至少处于第二阶段后期。发达国家如法国,每年向农民人均补贴40,000人民币以上。不发达的国家如印度,不让农民有负担,还提供免费教育和医疗。如果我国农民每年还要负担几千亿,怎么能增收? 政府行政管理人员及周围的人居住在城里,利益格局的形成,必然使其在配置资源时偏向城市,不利于“三农”。这就使得农民增收的外部宏观环境偏紧,农民难以得到增收迫切需要的资金、科技、教育等方面的支持。因此,必须进行战略性的利益格局调整,才能使农民真正增收。 近年来,我国实施稳健偏积极的财政政策,促进了经济建设迅速良性发展,财政收入好转,税收增长较快,年增收上千亿,(何况整体税负较低,大约只有17%),有条件对税收政策进行调整。农业各税仅占不到全国税收总量的3%,完全有能力免除农民的农业各税。农业是个弱质产业,我们应该在财力允许的前提下,充分利用WTO规则,逐步建立起适合我国农业发展的“绿箱”政策体系,分阶段逐步加大对农业实行保护和补贴,这也是农民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。 当前,我国这就需要调整目前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,加强中央财政的作用。首先应当采取措施逐渐减少农业税收,并在一个规定的不长的时间内,彻底取消向农民收取的一切税费,并由国家承担农村公共品的安排。 农民的生活状况和消费环境显然跟城里有非常大的差距。农民的收入可以说是唯一的,没有什么福利保障制度。城里人就不同了,交通、教育、住房、医疗、养老甚至取暖、供水很多方面都有补贴。与城里人相比,农民收入的含金量低,风险分散能力差,农业还缺少风险释放机制。因此,我们不仅要给农民松绑,而且要为农民系上“安全带”,可以通过国家、集体、个人都拿一点的方式,建立风险基金,并逐渐扩大政府比例,为农民提供低保、医保和农业保险等。以求彻底改善农民增收的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。 三、大力发展外向型农业市场经济 国际经验告诉我们,实现农产品增值主要有三大法宝,即养殖、加工和出口。中国每个农业劳动力农产品出口额为34.5美元,是世界水平最低的国家之一。中国农业劳动力是美国农业劳动力的100倍,而过去五年美国农产品出口额(约520—600亿美元)是中国农产品出口额(约100—120亿美元)的4—5倍,中美两国不仅农业劳动生产率相差极大,而且在国际农产品市场人均农产品出口额差距极为悬殊,大约在400—500倍之间。我们应根据市场经济调节和WTO的游戏规则,进行全方位的战略性结构调整,使我国农业的产业体系迅速壮大。这样不仅可以和进入我国的外国跨国公司竞争,而且可以进入国外市场,才能拓展到更多的增收空间。市场经济要求农业以市场需求为出发点,积极发展非农产业,发展体现合作制原则的龙头企业。我国的农业仍然是以小农为主,应当充分发挥小农在目前阶段的适应性。受到开放的市场经济环境的约束,多种经济成分的公平市场竞争,农户在市场竞争中只要产权明晰,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,必然分化。农户的这种分化,就是以质量、效益为目标的农产品结构调整的组成部分,可在农村内部增加农民增收的机会;可以自下而上地形成经济规模,可让企业家、优势农户来优化重组农业和农村中的******资源,走上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道路。 在缺乏新技术来扩展生产可能性边界的情况下,土地的边际报酬必然会因其它要素的追加投入,而呈递减状况。“增产不增收”现象就是我国小农经济的土地边际收益逐年递减,现在已经为负的现实反映。农业的主要矛盾已由农产品数量不足转变为结构不合理、整体效益低下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,以整体效益的高低论英雄。要提高农业的整体效益,降低成本、提高投入产出比是重要途径。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,农村政策日趋完善,主要政策基本稳定。现在的关键是要在“三靠”(即一靠科技、二靠机制,三靠市场)上做好文章。我国要处理好实施科技兴农、开放带动和可持续发展三大战略之间的关系,坚定不移地执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总体构想,全面落实“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”的指导思想,通过科技市场运作,让农民掌握最先进的农业技术,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,提高经济发展中的科技贡献率,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,追求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三者的有机统一,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。 地区间收入分配差距继续扩大,不利于贫困地区农民收入的增加,对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非常不利。有专家估计,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接近0.4;银行的储蓄余额中,城镇占80%多,而农村不到20%;城镇消费超过50%,年增幅为10%以上,占70%人口的农村消费还占不到50%,年增幅约6%;有部分农民尚未脱贫,恩格尔系数在60%以上。经过统计分析,低于平均数的农户占60%以上,而这部分农民的收入仍然呈下降趋势。这是由于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,其中就有农村金融市场的极度落后的因素。对此,我们应当在用“绿箱”政策扶持农民的同时,还应继续完善市场经济体系,特别是发挥金融市场的作用,对农民提供资金支持,使农民在市场竞争中,挺起腰杆,大胆发展。 四、大力发展农村教育 据调查:作为核心素质的国民教育状况令人担忧,全国有文盲8500万,绝大多数在农村。以江西为例:农民受国民基础教育平均年限不足九年,现代意义上的文盲率比例极高;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42.62%;初中文化程度的占46.87%;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10.52%。农村职业教育几乎是空白,农村职业教育机构形同虚设,参加职业教育的人数较少,少许职业教育大多是打工期间的在岗教育。 城乡间存在贫富差距的核心问题是知识差距。教育的落后会造成贫困的代际传递,教育在人力资本的形成方面作用重大。教育投资不足也最终会引起社会与经济问题。美国曾进行过一项调查:在1992年的任何一天中,18—34岁男性辍学者中几乎有1/4处于坐监狱、缓刑事或假释的状态,但他们只占该年龄组别高中毕业生的4%。受到的教育少,缺乏知识与技能,在合法的劳动力市场上寻求工作的机会较少,这种状况迫使他们转而寻求其他的谋生手段。 “索罗残数”定则指出:经济增长中不能由有形的、可认定的生产因素来解释的,可由知识因素来解释;通过知识,而更明智地利用其他因素。实证之一:美国的经济增长的71%就是由教育贡献的。 农村人口增长过快,越是落后地区人口增长率越高,这对农村教育构成威胁。我国的农村九年义务教育还有一段较长的路要走。从教育大众化的角度来看,无论有没有钱都应享受充分的教育,农民受教育的权利都不应该被剥夺。但是,现在的农村九年教育不是义务的,是收费的。相对农民的低收入,农村孩子受教育的成本实在太高,没钱受教育是制约农村劳动力素质提高的一个决定性因素。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:目前我国义务教育的投入中,乡镇负担78%左右,县财政负担约9%,省地负担约11%,中央财政只负担2%。当地较为贫困的乡镇财政负担着农村绝大多数的教育经费!国家近几年来,加大对城市教育的关注,将主要教育投资用于城市,而对农村教育的投入相对极少,而且附加条件多,加上程序复杂,层层盘剥,真正能投入到农村教育中,得到实际使用的资金不多,不能满足农村教育的最基本的需要。 不彻底解决农民受教育的问题,农民的素质就永远不会提高,农民增收就是一句空话,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也会继续受阻,“三农”问题的解决也就会遥遥无期。要大面积地提高农民的素质,除了让他们受到足够的教育外,没有别的路可走。 建立优质农村九年义务教育体系是重中之重。这是基础教育的核心地位所决定的。我们不要“挂羊头卖狗肉”,要脚踏实地,把九年义务教育真正落实到农村;与城市教育比较,农村基础教育的含金量极为逊色,我们应该采取******措施来确保这个体系的质量,其中包括大力鼓励优秀教师到农村去;应该把九年义务教育的费用减下来,不要让适龄农村孩子因贫困失学。因此,首先,必须停止向农村适龄学生收费;其次,免费向学生提供学习用品;最后,由国家拿钱,按城乡统一标准,彻底实现九年义务制教育。 作者简介:郭祥添,江西龙南人,赣南师范学院讲师、后勤处副处长,研究方向为人力资源;谢力军(1954—),男,江西黎川人,江西电大副教授,从事农村经济研究;朱蕾(1971—),江西人,硕士,江西电大讲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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